耿朝晖事件回放汇总

来加三载失业年余 移民耿朝辉公寓跳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加国无忧 2004年06月29日，来源：世界日报 昨天上午约九时，36 岁的来自大陆西安的移民耿朝辉从住家公寓 14 层阳台跳楼自杀。急救人员接报赶到，对耿朝辉进行了大约 15 分钟的抢救，但已无力回天。 世界日报接到线报后在中午 11 时赶到出事地点，只见警方已经拉起警戒黄线，正在进行现场处理，将粉红色布覆盖在耿朝辉的尸体上。三、四辆警车停在耿朝辉生前所居住的士嘉堡 25 Bay Mills Blvd 高层大楼出事地点，多名便衣和身穿制服的警察守候在现场，禁止有人靠近。 多伦多警方发言人 Mark Pugasa 昨天下午证实耿朝辉死于所住公寓的楼下，死因仍在调查之中。 据耿家好友李先生介绍，早上九时多，李先生女儿接到耿太太打来的电话说：“耿朝辉要跳楼。”住在同一楼内的李先生与女儿赶快往耿家跑，一进门耿太太就哭着对他们说：“我害怕。”李先生和女儿跑到阳台发现：耿朝辉已经躺在地面，并有救护人员在进行抢救。 因同为一个教会的教友，耿氏夫妇与李先生和他女儿都是好友。在警察赶到之前耿太太向李先生的女儿讲述了耿朝辉跳楼前的情况：耿一夜没睡，天亮后更显得心神不定。于是他们将教会牧师请到家里，几个人一起祷告。牧师走后，耿太太很放心不下，不让耿朝辉单独呆在一个房间。约九时，怀抱着小孩的耿太太从自己所在的房间内看见耿朝辉站在阳台上，于是喊他进来。这时只见耿朝辉在阳台上转了两圈，叫着孩子的名字，说了句：“爸爸走了。”就跳了下去。耿太太见状打了 911，也给李先生女儿打了电话。 同楼的宁女士说，九点半左右听到救护车声，随后又看见来了许多警车和警察，这才知道邻居出了事。目中含泪的宁女士说，耿家的情况太困难了，希望借助媒体呼吁社会帮助。 耿家邻居于琳说，两、三天前耿朝辉还去她家串门，感觉他心情很不好，生活压力大。耿朝辉说自己因为与老板有矛盾而失去了工作，并认定老板对他有歧视。 耿家邻居李先生说，耿朝辉夫妇大约三、四年前自西安移民来多伦多，现有两个女儿，大的三岁半，小的仅三个月。耿朝辉是学医药的，来多伦多后原本有自己的专业工作，在一家公司实验室做微生物研究，但一年多前因与老板不合而失业，自那时便一直失业在家里。加上妻子才生第二个孩子不久，也一直没有工作，生活困难不言而喻。耿朝辉长期以来一直受困于精神压力，没想到竟选择走上绝路。（戴伊玛） 社区人士质问：大选日缘何成了大悲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加国无忧 2004年06月28日，来源：星星生活 大选日，大悲日！6月28日，加拿大联邦轰轰烈烈的大选日，却成了加拿大华人凄凄惨惨的大悲日！移民问题已经成为加拿大社会最为严峻的问题，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社区名人、加拿大湖南同乡会名誉会长李海航对星星生活记者如是说。 对华人命运、移民事务及社区事务关爱有加的华人侨领李海航下午六点多接受星星生活记者专访时，他大声疾呼：谁来关心移民的命运？李严厉抨击加拿大政府及有关政客，还反思了移民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社区人士则向星星生活称，这几天加拿大大红大绿的竞选广告、电视新闻及候选人嘴上说关心各族裔事务的承诺，与今天大陆移民坠楼惨案形成了憾人心坎的对比，简直是对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一个讽刺。 谁来关心移民的命运？ 曾致力关怀贺绍强案件、殷清强案件、多伦多太阳报事件等等华人重大问题的李海航，就今天（6月28日）上午多伦多发生的华人移民坠楼惨案发表看法。李说，首先他对坠楼事件深表同情，为死者深感惋惜，更为死者遗下的孤妻寡儿，特别是那个几个月大的幼婴不禁怜惜有加。 李海航就此大声质问主流社会，加拿大政府及加拿大政客就只会争夺华人选票，可是又有谁切实为华人争点权益。包括过去的一届政党，我们看不到，他们为移民特别是华人移民做了些什么。就业问题尤其死气沉沉，移民滚滚而来，却没有人对他们随时会碰到、随时会发生的问题做任何准备。 李忧心重重地说，真没想到，6月28日这个加拿大联邦的大选日，竟然成了加拿大华人的大悲日。李续称，看来移民问题的严峻性非同小可。大陆移民的就业失业问题、家庭情感问题、心理适应问题等等就连语言问题，都没有引起加拿大社会的足够重视。 主流媒体仍无新闻发布引发不满 星网（www.newstarweekly.com ）第一时间报导坠楼惨案之后，星星生活报陆续接到许多网友及读者来电。他们对惨案表示了深切同情及提出了一些疑问。有读者还提及为何主流媒体截至下午六点多（惨案发生后九个小时），主流媒体没有任何消息与动静。 李海航正巧对此也表达了一些看法。他说，他还要大声质问主流媒体，人命关天，主流媒体没有任何报导，这是极不正常的。他续称，当然，伊拉克问题、加拿大大选问题是大新闻，但大陆移民中间有华人的命运不堪到遗下孤妻寡儿坠楼身亡，这么大的事情，一个字也没看到。所有的加拿大电视台，整个画面清一色都是竞选情况。 李表示，直到下午六点半，全北美任何一种类型的媒体，仍然只有星网刊发了七八条消息，还有多维新闻网及时转载星网的消息。李称，如果电视台确实需要现场图像的话，那么主流社会的报纸网站，如Toronto Star,Globle Mail等，总该有点文字消息吧。 李抨击说，这些主流媒体也口口声声说关注各族裔心声，可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都没有采编到应有的报道，就更难引起全社会对移民问题的重视！李说，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他们的采编能力，更不能不让人质疑他们的关怀真心。李认为，从这个事件来看，为什么都只能从星网这个华人网站看到一系列追踪报导呢？这只能说明主流媒体对移民问题太过漠视了！ 值得移民群体重视自身问题 这位社区活动家还向星星生活记者提及有关移民自身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李海航说，冷静一点想想，还要扪声自问，我们这些华人移民，不管我们来了多久，我们有没有一直对应对生活重压做些心理准备。 李称我们毫不犹豫地必须对今次的坠楼惨案寄予深切同情，但仅有同情是远远不够的。李说，移民自身要多加反思。一是很多移民来了多年，根本上与主流社会、华人社会没有交往。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不串门，工作也好，没工作也好，主要时间都整天将自己关在家里没有几个朋友，苦闷时能一个倾诉对象都没有。 李举例说，他就认识好几个来了五年十年的华人移民，从不与社区打交道，连邀请他们参加同乡会的活动时，他们竟说，我们俩口子都有工作，都有车有房有饭吃。李说，他实在不好反问，当时差点说，那我们义务为社区做事的人难道就缺吃缺住吗？ 他以自己身体力行帮助美国华人贺绍强为例，难道花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是为了得到什么吗？他也大声呼吁华人移民要多参与社会，多与人交往、沟通。 关爱这个小家庭关爱自己 李最后声音嘶哑地说，今天是加国大选日，而带有喜庆色彩的加拿大国庆日也即将来临，可是，唯有这位不幸家庭，其妻儿三人生活在一片悲苦之中。我们的社区应当给予他们关怀、关切。可能还有一些有着其它严峻问题的移民也生活在类似边缘。这个问题已经是很严重了！除了全社会要来关注移民问题之外，移民自己也要来关爱自己！(周耿朝晖跳楼 加华人谈如何面对新环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加国无忧 2004年07月11日，来源：美国之音 多伦多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在失业后跳楼自杀的悲剧，在加拿大华人社区引起了一场讨论。讨论的核心是，应如何面对新生活。 连日来，加拿大的华人社区都在谈论中国移民耿朝晖跳楼身亡的事件。36岁的耿朝晖四年前从西安移民到多伦多，在一家实验室从事微生物研究工作，不久前失业。面对妻子及只有三岁和不满一岁的两个女儿，压力越来越大。他在今年6月28日跳楼自杀。 华人社区在同情并援助耿朝晖的遗孀及两个女儿的同时，也对中国新移民应如何面对新生活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来自沈阳的林飞移民多伦多五年了，一直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他感到，加拿大虽好，却同自己无关，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他理解耿朝晖的精神压力。 林飞说：“因为每个新移民出来，都是抱着很大的理想出来的，心理上的准备并不充份，而面对一个新的环境，特别是有些压力完全出乎意料的时候，心理上很难找到平衡，我非常理解这种情况。” 要有面对挫折失败的准备 也是来自沈阳的移民关新雨认为，每个移民即然选择来到加拿大，就应该有面对新生活的心理准备，不但要想到顺利与成功，还要想到挫折与失败。关新雨说：“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新移民，因为在国内的工作环境、在国内的位置都比较舒适，所以当换了新环境之后，他会觉得，自己面临的困难太多了，既不愿意放下架子，又不愿意面对困难。很多人就非常悲观，所以造成这么大的遗憾。但是，作为一个新移民，我认为加拿大是一个福利制度非常完善的国家，而且我们来到西方，就是为了追求我们在中国得不到的东西。所以，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会得到满意的结果。” 移民不到五年的关新雨目前正在经营自己的小生意。他虽然也屡屡受挫，但对前景表示乐观。 有难处要找社会服务机构 多伦多一家新移民服务机构的负责人钟新生则呼吁新移民，应该了解加拿大的社会福利制度：钟新生说：“生活上有困难了，不要硬顶，应该找加拿大的社会服务机构，特别是不要造成这么大的悲剧，对不对。骗福利金是违法的，但是，如果生活上真的出现了问题，真的没有钱了，领福利金是我们大家享受最基本保障的权利。” 加拿大的一些中文网站还开辟专栏，就耿朝晖的悲剧展开讨论。其中有些新移民对加拿大感到失望，呼吁大家干脆回流中国；但一些移民已十年以上的人士就劝吁新移民，应更多地了解加拿大社会，努力融入这个社会。加拿大从96年开始接收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八年来，已有约25万中国人移民到加拿大。(严明) 妻女送别耿朝辉：永远怀念和感激您的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加国无忧 2004年07月04日，来源：世界日报 （星星生活记者陈明琰摄影报导）6月28日上午发生的中国移民耿朝辉坠楼身亡事件牵动了无数华人的心。7月3日午时11点，耿朝辉的举殡仪式在万锦市的积宝山殡仪馆(Chapel Ridge Funeral Home)举行。 参加仪式的有教会的教友、耿家友人等共百余人，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侨务领事周立民、祝迪，陕西同乡会会长赵海建，中国专业人士协会曲涛等社区人士亦出席了仪式。 灵堂正前方摆放着的耿朝辉遗体的棺木被鲜花花束和花篮簇拥，耿妻子和两个幼女敬献的花篮上写着“永远怀念和感谢您的爱”，侧面摆放着父母悼念爱子的花圈，挽联上写着“哭儿心欲碎，痛失情深；弹泪眼将枯，丧幼儿母。” 横眉则是父母的叹惜“志高气强 累及吾儿”。姐姐、姐夫、妹妹和教会教友的花圈也分列两侧。 姐姐耿兰俐难掩心中悲伤 从新西兰赶来的耿朝辉的姐姐耿兰俐难掩心中悲伤，抱着耿家小女儿耿加思不断抽搐。她在致悼词时对弟弟的真切的亲情流露，“弟弟啊，记得小时候和胆小的你玩捉迷藏的时候，躲在黑处的你都会害怕，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生活让你做了如此的决定......” 高梓良牧师边致词，边抱着三个月大的小女儿耿加思和三岁的耿真爱叹息痛哭，场下众人亦是唏嘘一片，当高牧师说，谁愿意伸出双手帮助这两个可爱女孩和耿妻请站起来时，场内全部人都站了起来。小女儿自始至终安静地睁大双眼东张西望，而大女儿天真的眼神中却流露出哀伤的神情。耿妻情绪几近崩溃，不断流泪，身边友人搀扶左右，不停帮其拭泪，在场的人亦纷纷垂泪叹息。来自陕西蓝田的一位年逾古稀的韩老先生，直叹来晚了，为耿朝辉的匆匆离去表示惋惜，并向遗属捐款120元。 高梓良牧师抱着三个月大的小女儿耿加思和三岁的耿真爱 整个追悼仪式给人以庄重神圣的感觉，特别是众人齐唱“奇异恩典”，以及神召会活水堂唱诗班唱“耶和华是爱”和“神要开道路”的诗时，所有人都净心凝神在心中与耿朝辉道别。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侨务领事周立民、祝迪向耿妻和耿姐问候安慰 追悼仪式之后，耿朝辉遗体被安葬在位于列治文山的Elgin Mills Cemetery。 林枫：从安柳流落街头到耿朝辉坠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加国无忧 2004年07月04日，来源：星星生活 来自中国西安36岁的耿朝辉，选择6月28日，也就是加拿大联邦大选投票日坠楼，遗下孤妻幼儿，令华人社区震惊。这些天来，不断有读者打电话给星星生活编辑部，讲述他们的感受，比较倾向的意见是：耿朝辉太傻。 从某个角度看，耿朝辉确实是傻。加拿大是个具宽容性的国家，失业者、生活困难者完全可通过多种渠道得到社会的援助。像通过政府社会福利部门、还有“活贤社”（Woodgreen Community Centre）、华咨处以及各种专业协会寻求帮助。就如属耿朝辉选区的国会议员詹嘉礼所叹息的，若耿朝辉生前长时间没有工作，生活方面面临困难，其实可以到议员办公室找他，他会尽力去帮耿的忙。 也许有读者会认为，在事件发生之后，大家当然会这样说啦。持这种看法的人是不公平的。别的不说，光看张东岳失踪，以及前一段媒体报导的来自中国重庆的技术移民安柳流落街头事件牵动华裔社区的关注与支持，我们还是应该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 记得数月前，2000年移民加国，毕业于重庆某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安柳在中区唐人街流落街头被媒体曝光后，来自社会各界马上向安柳伸出了援助之手。包括有社团愿意为他提供住房；有公司愿意吸收他为员工，以解决无米之炊；更有网友闻说安柳无钱购买机票回国而愿意捐赠路资；像加华移民留学中心总裁官国荣，当他闻知安柳的遭遇后，为鼓励他振作起来面对自己和社会，走出人生的低谷，特意拿出一笔钱无偿赠送给安柳，用他的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保证，自己永远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今天在我有能力向有需要帮助的同胞伸出援助之手，我不会犹豫；如果拿出一点钱能帮安柳度过难关，我心甘情愿去做。” 华人社区如官国荣等人的“心甘情愿”不是少数，而是多数。从这点看，我们应该相信我们这个社会，相信社区，相信我们的同胞。令人惋惜的，这样显浅的道理，不是人人都懂。比如安柳就不懂，耿朝辉更是不懂。 在华咨处担任安居辅导员的王成龙，面对身无分文的安柳不肯去食品库领食品，不去庇护所暂时栖身，也不去申领社会福利金的做法相当无奈，他在多次说服安柳无效后感慨道：“要说服一个固执的人改变他的观点确实太难了。” 王成龙所说的“难”，是因为他数次提出帮助安柳时，都被安柳所拒绝。当王成龙希望安柳就他的拒绝能给他一个解释的理由时，受过高等教育的安柳的答复是：食品库、庇护所的饭“吃得不舒服”。安柳还说他也曾到过一些社区服务机构，谘询过申请政府救助事宜，接待者让他填写一些表格让他感到不舒服，唯恐此举在名下留下不光彩纪录，影响今后的发展。尽管王云龙很耐心地向安柳解释政府福利金发放的对象和目的，以期消除安柳的顾虑，但安柳给王云龙的感觉是，身处逆境的安柳，很多时候不能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不能保持正常的思维。 由安柳的“不能保持正常的思维”，我们想到了耿朝辉。 根据熟悉耿朝辉的友人或邻居介绍，同是2000年移民加拿大的耿朝辉，在移民路上走得相当的“顺”。比如凭着他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知识，以及他出国前在西安著名的XX制药有限公司工作的经验，抵加后他很快就在怀雅逊大学及后来在某医药实验室找到工作，期间还生下两名天真可爱的幼女。按道理，这样的遭遇比起今天许多移民来说，不但不过不失、且颇让人羡慕。耿朝辉的不“顺”，据报缘于一年多前，因工作观点不同被公司解雇，之后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失业在家，而在坠楼前的一周里，耿已流露出厌倦人生的逃避态度，其时带着一名不够三岁、另一名不足三个月的孩子的耿妻，为了帮助丈夫走过这关，不但陪他到教堂参加聚会祈祷，还请来了朋友、牧师为他开解，甚至采取不让他独自一人处在房间的办法阻止耿朝辉寻短见。但最终，去者决意不悔，也是“不能维持正常思维的”耿朝辉一句“爸爸走了”，瞬间就将这个原本美好的家庭破碎了。从这点看，作为一个男人，作为四口之家的一家之长，耿朝辉是不负责任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与谅解，总是偏于支持弱者，同情失败者。耿朝辉已去，一切已不可挽救，我们再抱怨，再指责，都不能改变已成的事实。加上，假若我们有到过耿家，看到耿妻疲倦的双眼，以及耿朝辉原是天真活泼的大女儿Grace惊恐的目光，还有无法安睡的小女儿Ruth，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将更多的心思，放在如何帮助耿家妻女走出痛苦，重建安康生活的信心。而这也是星星生活、星网连日来关注耿朝辉坠楼的目的。 当然，耿朝辉坠楼事件的发生，凸现了比找工买房子更为迫切的问题，就是作为移民家庭中的每一个人，在远离故乡，远离传统的文化背景，也远离以往熟悉的生活状态的境况下，如何在物质，以及精神上，寻求更健康的立足，这是关系到整个家庭的建设与发展，关系到人生意义主题的确立。 耿朝辉坠楼事件起码可以给我们以下三方面的启示。 其一. 当新移民决定远离故土，远足他乡安居立业时，其人生价值观念取向也应作相适应的调整。 其实，“流落街头”或“放弃生命”并不是移民才有，安柳或者耿朝辉事件放在任何地方任何族裔都不会是独特的个案。但是，正如一些网友所说的，如果耿朝辉仅是因为工作不顺、失业或者家庭生活困难，那么比耿朝辉困难的人还很多，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咬牙度过，而有些人却以放弃人生来面对呢？这就是人生价值观念取向的不同。 有些新移民，由于在原居地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在学习、工作上颇有成绩，生活也相当稳定，自然精神上就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但出国后，一切从零开始，且因文化背景的改变，社会地位一下子由原来的主流转变为少数族裔，受重视程度远不如前，此时，如果不作适当的调整，特别是人生价值观念取向的修正，很容易就会跌入失落与放弃的边缘。 一位笔名为DOGGY的网人在论坛谈及“耿朝辉坠楼事件”时这样说：“我有一位新移民朋友，也是三年前登陆多伦多，夫妻都是国内著名大学毕业，先生还曾是国内某中美合资企业的总经理。登陆多伦多发现找不到专业工作，一寻思生存才是硬道理，立马先生到西人工厂打Labour工，太太到制衣厂烫衣服，到现在先生还在做两份工作，房子也买了，车也有两部，先生还准备做自己的生意呢。我曾问他们是不是后悔到加拿大来，他们说路是走出来的，是靠家庭成员搀扶着走出来的。” 从某中美合资企业的总经理到工厂的Labour工，这位太太到制衣厂做烫衣工、自己兼两份工的新移民，如今之所以能买房买车且将自己做生意，成功的原因在于他懂得了“生存才是硬道理”、“路是靠家庭成员搀扶着走出来的”的秘诀，这就是人生价值官适时的转变。这种转变符合新的生活环境，所以是健康的，充满活力的。 之所以有人以乘飞机旅游坐豪华邮轮度假吃山珍海味夜夜笙歌为乐，也有人以合家团聚、周末到一些稍远的小镇去逛逛，或在安大略湖边骑骑自行车，或参加一些社团的烧烤派对为幸福，所谓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满足程度不一样，幸福与快乐的要求自然也不同，关键看你如何定位。 俗语说：知足常乐。知足不是远不可及，而在于如何把握。 其二. 爱虽不是万能，但真爱可以让生活充满意义。 DOGGY在谈到他（她）的朋友成功的秘诀时有一句话很重要，这就是“路是靠家庭成员搀扶着走出来的。” 相信有一点大家都是同意的，即大凡自杀者，都是不负责任的。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值得珍惜的。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到学有所成，到安家立业，为人夫为人父，中间沁透了多少人关爱的心血，有父母的，有兄弟姐妹的，有朋友的，有老师的，有同事的，还有最心爱的人的。当人生遇到挫折的时候，一句“爸爸走了”，就将数十年的关爱，将家庭亲人的期待轻易抛于身后，这是多么的不负责。先不说对别人，就算对自己，都是不公道的。 耿朝辉是自私的，他的自私首先表现在他不珍惜自己，其次表现在他对爱妻幼儿的不负责。他的走，不但不能给他的家庭丝毫的帮助，而且还给亲人留下了一生一世无可治愈的伤痛。这种伤害的根由，是他太不珍惜上天对他的厚爱，不珍惜妻子对他的关怀，以及孩子对他的期待。 所以，当我们远离故土，立足他乡时，最应珍惜与爱护的，是家。 一个人，无论工作再忙，体力再不支，时间再不够，精神再疲倦，都不应忽略给家人予爱。 如果说，一个家像一艘航行在大海中的轮船的话，那么爱，是这艘船的发动系统的润滑剂。 珍惜爱，应该从付出中收获。一个只爱自己的人，不是个完整的人。因为爱是无私的，不懂得关心别人的人，将无法获得真爱的意义。 耿朝辉事件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无论是顺利或者不堪，关爱家人、关爱社会的信念都不能变。 第三. 与安居立业同样重要的，是移民应该注重身心健康的维护。 从安柳到耿朝辉，有一点我们应该承认的，就是当他们选择放弃时，他们的家人、朋友、教会、社区等从没有放弃过对他们的帮助，但无论劝说再三，他们内心所坚守着的抵抗意志都很坚强，外力无法轻易改变他们。 像安柳，虽然有华咨处担任安居辅导员的王成龙紧追着他不放，但最后都不得不感慨“要说服一个固执的人改变他的观点确实太难”。而对耿朝辉，从6月26日开始，他的家人、朋友以及教会里的牧师，都竭力在做他的思想工作，但正如一直对耿朝辉予以帮助的神召活水堂北区教会的高梓良牧师所说的：“表面安静的耿先生决意要走”，最后无可阻拦。 安柳与耿朝辉的固执，或者是傻，或者是抵抗外力帮助，早已很鲜明地体现在性格以外。也就是说，这种表现并非性格所为。试想，受过高等教育的耿朝辉，假如他拒绝接受道理，拒绝客观而冷静地面对自己，拒绝一切外来的帮助，这样的表现，能说是一种健康的思想行为吗？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耿朝辉从一个比较“顺”的移民走到今天这个结果，心病应已早结。 一个人，从向往生活到沮丧，最后到决意放弃，决不是一时半载所致。为此提出两个相关的论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一个是如何认识与重视心理困惑，也就是属于精神病范畴内的心理疾病。另一个就是心结如何解？ 在西方，心理病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特别是处于现代生活节奏的高度压力下求生存的都市人，其内心承受着的压力一方面愈来愈大，另方面排解与发泄的空间愈来愈狭隘，在这双重压力下，心累成疾已变得相当普遍。而令我们担忧的，是于西方人看着很正常的看心理医生，于华人来说，或是不屑，或是羞涩，很多人甚至会将看心理医生简单理解为得了精神病，这种观念确有必要迅速改变。 所谓心结心解，“心解”指的是导入现代医学范畴的心理医治。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假若一个星期前，或一个月前，或一年前让耿朝辉接受心理医生的医治，就一定可阻止耿朝辉坠楼，但毕竟这是一种努力，而且是集合现代科学技术优势的一种努力，如果可能，耿朝辉为何不去尝试，不去接受呢？ 耿朝辉事件应该警醒我们：无论是家庭、还是华人社区，或者是我们自己本人，应该重视心理健康的维护。相信现代科学，利用现代科学将心结打开，所关乎到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幸福，而且还包括一个家庭，以及整个社会。 逝者已去，纠缠于过去确已无意义。我们能做的，是手牵着手，给予耿家更多的关怀与爱护，让她们走出伤痛，重建安康的生活，这才是最具实际意义的。 （（林枫）） “移民加国”是否是轻生的罪魁祸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加国无忧 2004年10月29日，来源：大中报 今年夏天，多伦多的华人社区在短短两个星期内发生了两起新移民自杀事件。 华人媒体对这两起自杀事件进行大量报道和评论。 多数的报道与评论将自杀事件归罪于加拿大移民路途艰辛，大陆移民自身的弱点，以及华人对生命的漠视。 随之带来的问题是：移民之路是否是一条不归路？比起当地加拿大人，华人是否更不尊重生命？作为华人社区，我们对在困境中的同胞拥有怎样的责任？作为媒体，什么样的报道才更能正确引导读者认识自杀事件本身及自杀者？当您在困境中有一念之差时，谁能为您提供援助之手？带着这些问题，我采访了多伦多精神援助中心(Toronto Distress Centre)的Karen Letofsky 女士。 移民并非原因 Letofsky 女士说，她非常高兴能借此机会与华人社区接触。由于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自杀问题也是他们中心所关注的问题。Letofsky 女士指出，比起当地加拿大人，新移民来到一个新的国度肯定是一场自身的挑战，新移民会面对很多困境，特别是不能融入群体而带来的孤独感。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移民本身是造成移民自杀的主要原因。 Letofsky 女士强调说，援救中心的研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统计数字，第一代移民的自杀率与来源国的自杀率不相上下，而第二，三代移民的自杀率才与加拿大本国的自杀率相当。 Letofsky 女士告诉我说，一个人之所以选择自杀，原因是多种多样的。60%的人由于患有忧郁症，病痛的原因使他们选择自杀。有些人则由于生活多方面出现问题而自己无法面对。对他们来说，一两个问题可以解决，但很多问题同时出现时，他们就投降了。 对新移民来讲，他们选择自杀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一些人由于在家乡就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比如忧郁症，他们带着病症来到这里，加上移民所遇到的情感孤独等问题，可谓雪上加霜。而另一些人，在其家乡可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其自身的解决问题却较差，到了这里，突然一下子出现很多新问题，使他们无法面对，因而选择自杀。 总之，选择自杀的人，原因多来自自身的精神或情感方面的疾病。 Letofsky 女士强调说，移民过程对某些人来讲，可能非常痛苦，但它决不是导致自杀的主要原因。即使它可以算做一个因素，也是要列在多种因素的最后面。 表面看来，移民后出现的那些新问题足以导致某些人自杀，其实他们生活中本来就存在情感或精神疾病，比如酗酒等问题。或者是他或她在面对多种困难同时并存时，自己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才是他们自杀的首要原因。 如果这些人不选择移民，而在其来源国继续生活，但当他们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生活中出现种种问题时，他们还是很有可能会选择自杀。 Letofsky 女士指出，从数字上看，中国大陆有多少人选择移民？中国移民只占大陆人口的几万分之一，有几个移民选择了自杀呢？根据多伦多精神援救中心所掌握的资料，多伦多中国移民的自杀率并不高于中国大陆的自杀率。另外，中国的自杀率与世界各地相比较，情况属中等。 从某种角度来讲，自杀只是一个普通的社会现象，或说它是某一种疾病特征。总有某些人易于患上癌症，有些人易于患上心血管疾病，有些人易于患上忧郁症，或不能良好地应付外界的刺激。 并非不重视生命 比起北美当地人，中国人是否更不重视生命呢？ Letofsky 女士说，她并未发现所谓的华人不如北美人珍惜生命的现象存在。加拿大也存在自杀现象，且其自杀率并非很低，特别是加拿大北部的一些城市。 作为社区及整个社会，对生活在困境中的人给予关爱及伸出援助之手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也就是多伦多援助中心存在的原因。 Letofsky 女士指出，她不敢说对华人社区有很深的了解，但她认为华人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华人难得向援助中心致电而向陌生人倾吐生活中的种种困境。华人似乎只愿意将自己的困难面对面地告诉自己熟悉的人。华人的家庭意识非常强，比如当他们失去家庭成员后，他们来多伦多精神援救中心参加心理治疗（counseling）时，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相比之下，当地加拿大人多为单个成员来中心接受治疗。 Letofsky 女士还告诉我，她并不认为华人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的能力不如当地加拿大人。由于文化及其他背景差异，华人所遇到的问题也不同于当地人。华人不会将家庭隐私或秘密告诉“外人”。（我以为，这是中国俗话所说的“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在作怪。）Letofsky 女士指出，华人在遇到困境时，不如当地加拿大人更愿意寻找专家帮助，尤其是华人男子。 Letofsky 女士向我介绍说，援助中心也有华人作为自愿服务者在中心工作。她认为这种自愿服务者的工作方式非常有效，在援助中心工作过的少数族裔，会将自己在中心工作时得到的经验带回社区。另外，援助中心还有151种语言的翻译人员。对那些有英语障碍并处于困境的移民，只要他们向援助中心求助，就会得到同声翻译服务。 预防好于干预 Letofsky 女士相信，预防要好于干预。对于孤独的移民来说，了解他人的困境，了解还有他人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己并非是世界上唯一最倒霉的人是缓解其孤独感及精神压力的最好方法。为此，救助中心常常会向寻求援助的人指出他们想不开事情的症结所在，并提供一些解决办法，而且，这些办法很有效。 针对华人社区的不愿意向他人吐露自己困境的特点，Letofsky 女士说，援救中心将其讲座及宣传小册子尽可能地发送给社区每一个人，主动向他们介绍援救中心为什么能帮助困境中的人，而不是等到有人萌发了自杀念头。 Letofsky 女士还说，一般人在萌发了自杀念头后会有很多征兆，比如经常谈到死亡，谈到自己的遗嘱，谈到如何处理自己财产。你会发现他们行为非常怪异，你会感到他或她经常想到死等等。一旦发现身边的人有这些异常行为，应尽早采取措施。 媒体责任不容忽视 当华人媒体群起报道今夏第一起移民自杀事件时、当我们的有些社区名人抱怨主流媒体“漠视”移民自杀问题时，我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媒体的对自杀事件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美国底特律大学的S. Stack教授经过研究发现，对政界、演艺界名人自杀的报道，很多会引起自杀模仿效应（copy cat effect），对真实自杀消息的报道比有关自杀的小说更能引起自杀模仿效应。澳大利亚和瑞士的自杀预防组织成功地使当地媒体减少了对自杀消息报道频率及报道内容，因而降低了当地的自杀率。 加拿大媒体有具体的自律行为规则。比如：不准许将“自杀”二字出现于大幅标题上、不准许报道自杀者采用的手段、报道中必须向读者提供援助方法，救助组织等信息。 Letofsky女士强调说，媒体不报道自杀手段对于防止自杀模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媒体一定要在报道自杀的文章中告诉读者：社区、朋友、家属及各种援助组织无论何时都会向身处逆境的“你”伸出援助之手。 多伦多“太阳报” 的资深记者和专栏作家Mike Strobel指出，主流媒体对自杀现象一般多采取不报道的态度，以避免引起模仿效应。STACK教授的论文中指出，媒体减少对自杀消息报道的数量对预防自杀的作用要好于单纯改进自杀报道质量。换句话说，媒体最好不要对自杀进行报道。 希望援助中心能帮助你 Letofsky 女士告诉我，她无法确定援助中心的心理说服服务的成功率。虽然很多人在放下电话前都会说他们通过电话后感觉好多了，或暂时不想自杀了，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不会再打电话来报告自己的状况。因此，援助中心无法确定这些人是否真的再也没有自杀念头。但Letofsky 女士强调说，中心的援助电话（416-408-4357）一天24小时，一周7天都有人接听。即使企图自杀者本人不愿打电话，其家属或朋友都可以帮助他或她打电话。援助中心会了解其自杀倾向是否非常严重，并提供解救他或她的办法。(南茜) 不幸事件连连发生 多市华人看法不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加国无忧 2004年07月20日，来源：世界日报 耿朝辉跳楼自尽事件刚见报端，张氏女性新移民便从居住的 7 楼公寓跳下，身负重伤住院至今。一个 36岁，遗下两个幼女和伤心的妻子；一个才 20 多岁，正是风华正茂、充满对前途憧憬的年龄。何以有着健康身体和令人羡慕家庭的“正常人”，会置亲人与前途于不顾而要走绝路呢？ 多市华人在扼腕叹息之际，也对这两起不幸事件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记者走访了 10 多名大陆移民，其中有的刚来半年左右，也有的已经移加三、四年甚至 10 年以上。他们中深感痛惜有之，责骂“没出息”有之。种种访谈反应可归纳为两大观点：一，新移民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应引起政府和社区服务机构重视，并制定策略和采取针对措施，以帮助有困难的新移民度过难关；二，自杀事件为个人事件，也是常见的社会现象，不应大肆渲染。 耿朝辉自尽事件一经曝光，抱怨政府“只知道大批引进移民，却对其如何生存置之不理”之声四起，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仅是新移民，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华裔社团。多伦多社区与文化中心总监钟新生更一针见血指政府“对普通话社区歧视”。他认为，没有哪家华裔服务机构是要为讲普通话的人群服务的，因为生长环境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那些社区服务机构不了解普通话人群，也就不能有效服务这个群体。 持此观点的被采访者认为，来自大陆的新移民中，由于语言障碍一时很难找到自己本行工作，又由于过去从来没有过做体力活的经历，那些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学士、硕士、博士们，确实承担着巨大的生理上、尤其是心理上的压力。他们中一些性格不够开朗者，如果再遇上其它不开心的事，发生走极端的悲剧也就不奇怪了。 被采访者们也希望知道：谁该关心这部分人？哪些机构应该与他们保持联络、向他们提供培训机会，让他们感到事业的大门并没有关闭，生活还有盼望？因为这对原本承受着沉重的心理压力的这群学者们是何等重要！被采访者们呼吁说，不幸事件接二连三，社会和政府应该重视对新移民的关注和扶持。 认为“这些事件都是常见的社会现象，媒体不应大肆渲染者”也不在少数。他们毫不客气地指出，在新移民中，来多定居两、三年依然游离在本行之外、埋头做体力活的硕士、博士大有人在。还有失业问题，无论甚么人种、皮肤黑白和职务贵贱，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认为“华人媒体过分渲染跳楼事件”的人士表示，媒体作客观事实报导已经尽到职责，过分没完没了地报导就是“炒作”，说得更明白点，是“拿别人的痛苦开心”。 有心理学家指出，自杀最常见的原因便是心理或精神障碍。统计资料表明，90% 的自杀者生前都患有心理或精神障碍。关键是，病人不知道“痛不欲生的情绪”本身就是病态，发展到极端便无法把握和控制自己。如果周围的人也不了解病人情况，任其恶化，后果将很危险，极有可能发生自残或伤人的情况。 心理学家还指出，加拿大平均每年约有 3500 人死于自杀，表面原因似乎离不开环境因素，如失业、失恋，经济压力造成的精神紧张等，但自杀者的自身因素往往被人忽略。自身因素才是自杀者最终采取极端做法的根本原因。 据悉，目前在大多市有以下机构为华人提供心理及精神病学治疗和谘询：多伦多大学附属西乃山医院精神科恒康中心，电话：416-291-3883。多伦多康福协会，电话：416-493-4242。多伦多西方医院精神科亚裔精神健康计划，电话：416-493-4242。(戴伊玛) 新移民站在自信与绝望的十字路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加国无忧 2004年07月05日，来源：加中时报 6月28日对许许多多华人新移民而言是一个振奋喜悦的日子，有人投出了神圣的一票，为支援的候选人而欢呼；有人走进了竞选办公室，作为义工为候选人助选拉票，微薄之力尽显朝气。但也有人熬不过生活的磨难，从高楼上一跳结束宝贵的生命。对于每一个在异域寻求家园的新移民，都会站在精神的十字路口，是自甘于社会边缘的“多余的人”，还是充满自信，放开胸怀投入社会，这个答案是不言自明。 “走出去确实心胸放开很多，更能包容社会，没有被排斥感，没有受歧视的感觉，自己的价值被肯定，知道能为社会做些事，同时也真正去学习加拿大文化。”这是在大选中作义工的陈志红心声。 陈志红由天津移民加拿大大才2年，没有公民投票权，如很多新移民一样没有工作，但她已从市、省至联邦大选，3次参加竞选义工工作，而且家人被其带动参与其中。她认为投入社会才能了解，不会将自我封闭，情绪也会更好，认识到加拿大人的生活方式。 杨晔由上海移民加拿大仅3年，现在在大学求学，今次大选让丈夫开车，赶去士嘉堡义务帮助自由党候选人发送传单，她感受到华人对主流政治的热情越来越高，以往在学校中与社会接触还是少，这次可以更全方位了解社会及加拿大人的生活方式，感觉很愉快。 来自苏州的王小姐，是陪儿子参加义工计划，参与大选义工工作，来加不久的王小姐上次市选也参加义工工作，她称，作义工给予自己更多自信，进入社会了解本地文化、人际关系及政府的运作，心境比留在家里好很多。 这仅仅是无数新移民义工的缩影，在今次大选中参与竞选义工工作的新移民数不胜数，他们来加时间尚短，未必都清楚了解加拿大政治生态，也未必有明确的政治意向，甚至参与义工的目的完全非关政治，但他们投身社会，都感到了开阔的天地，肯定了自己的价值，更积极对待目前尚起步的移民生活。 然而与大选日一批朝气蓬勃的新移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宗悲剧，一位耿姓大陆新移民从高楼跳下自杀。悲剧造就了死者遗下妻女生活无着的困境，社会各方面都表达了极大的关怀，并且为耿家在多伦多道明银行开设了筹款信托账户(Xin Yin Trust Fund，10332-6291007)。 自杀事件引发社会对新移民问题更大的关注，但自杀行为始终绝非社会倡导的抗争手段，而且可能给予社会造成很大的损害，包括社会心理上的负面诱导，这正是为何各国都全力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很多西方国家以往都曾对自杀行为处以刑责，只是现代从人道角度出发不再追究。加拿大社会每年都需花巨大社会资源，建立防止自杀系统，从心理辅导、应急机构等等，如多伦多市为在丹福斯桥建置防自杀网栏，几经预算委员会讨论，最终通过花钜款建立这一措施。这都是每个纳税人为防范这类悲剧发生的贡献。 而一个年轻力强者自杀，遗留下很多问题给予社会，包括家庭等的责任，社会关怀、同情并不代表是倡导这种消极不负责的行为。在加拿大这一社会服务机制完善的社会，更谈不上自杀是悲壮抗争的行为。有新移民提出耿姓自杀案发生在加拿大大选日，是对加拿大社会的示威抗议，实属无稽之谈，渲染这种悲恨情绪更不合理。 虽然新移民生活、工作苦困，这是现实问题，应当呼吁各级政府关注，尽快寻求解决方法，但多伦多社会确实已有很多新移民安置、心理辅导等机构提供服务，社会投入的资源也很大，尽管对大陆新移民的服务有待完善，但断不是以自杀一了百了，将问题简单化推向社会，而且对年幼子女的心灵造成巨大创伤。就在多伦多每年有数百人自杀，包括以往都有大陆新移民自杀案，很多案子都有个人、家庭悲情，但如果都一味指责这是社会的错，纳税人能承担多少责任？ 毫无疑问耿姓新移民存在个人严重的精神压抑问题，如果将其行为称为“以死明志”的牺牲壮举，只能是误导视听，对许许多许仍处苦困阶段的新移民也带来消极心理影响，难道加拿大社会只能以自杀来表达缺乏关心、生活苦难的情绪？ 康福心理健康协会会长张培德认为，自杀者通常都有先兆，心情压抑，情绪突变等，家人朋友看到问题，可以利用社会心理辅导资源进行防范，不仅主流社会有很多服务机构，而且华人社区如康福心理辅导中心，华谘处、6180热线等都能帮助新移民进行心理辅导，防止自杀事件的发生。紧急情况都可以直接向警方、医院等求助。 但据记者在采访一些大陆移民社团人士中了解，许多新移民抱怨无法与这些服务机构很通畅沟通，即使对传统的华人服务机构隔阂都很深，认为社工不了解他们文化背景，心理上的问题难以互相理解，最终很多人有问题就只有与少数朋友倾吐，有些人越来越自闭，不愿接受别人的任何帮助。 能否在精神十字路口踏出积极的一步，唯有走向大众社会，敞开心胸，如同那些在大选中作义工的新移民，积极面对人生的困难，否则自闭之下越叹越悲，对社会的包容性更差。一位熟悉新移民状况的社工就对有些新移民所叹“不如难民”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比较心态只能将自我价值减弱，并非是积极向上的表现。收容难民是加拿大的人道责任，移民是自己选择，在心态上本来就应有应付异国生活、工作困难的准备，而且担负着为加国贡献的责任。 大陆新移民所遇的就业问题，在其他族群也都存在，即使香港移民潮时，很多人一样失去原来优厚的工作，在加拿大失业，但普遍在心态上不会去与难民作比较，各自寻找发展机会。政府绝不可能像帮助难民般扶助所有新移民，新移民应多开阔生活面，增加社会交往，不要限于自我空间发泄不满，这样只会面对问题更钻牛角尖。 居住市中心的小江在求职场及商场上屡战屡败，他的话很有代表性：对加拿大缺乏了解，期望值太高，个人能力和运气欠缺，是新移民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而且往往要等到山穷水尽，才被迫接受现实，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很大。最直接的想法和出路就是贷款读书，鲜有不计较得失，投入社会的想法，功利的需要和被动的等待，将自己与社会的距离越拉越远。 这是现实，社会的裂痕也很深，一切只有自己去掌握。 新移民贫困、缺乏信心并非是一个族群的特殊个案，而现在大陆移民圈大多处于亡羊补牢式的救助，出一宗案件群起呼吁，过后又无声息。华人社区一向较亲近自由党，然而新移民团体最近几年不断呼吁政府注重新移民就业安置等问题，政府根本就无对策。在大选期间一些团体负责人私下也抱怨，自由党政府仅是一个说字，不办实事，包括大陆团体今年度申请联邦移民部移民服务拨款都未成功。现实就成为一部份新移民既对现有移民服务系统不满，又无适合他们所想的服务体系存在。 据了解不少新移民除了找工以外，根本没有社交活动，与整个社会隔绝性很大，而且对老侨、港台移民也认为难以沟通，变成相当孤立的局面，埋怨情绪深重，遇上问题往往就认为别人根本不了解自己的需求。 (文/王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