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成了张海迪，真能吗？
----2017夏. 求医记
（这里是我写的冗长的今夏求医记的一部分。把中加就医比较和心理思考部分发出来供大家提意见和参考。）
2017年夏一次意外使我脊椎骨折，卧床了一段时间。家人说起我的伤情有时会加上一句：嗨，她差点就成张海迪了！上大学时，张海迪可是了不起的人物，曾经被她感动得不行不行的，那时还曾经写过一首诗，被一个同学拿去朗诵，还获了奖。可是，就算我真的瘫痪了，真的能像张海迪那样身残志坚吗？
张海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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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就医比较
国内的病床都是单人硬板床，有一个矮矮的枕头，后来我要求加了一个，但国内的被子很舒服，比国外的毯子舒服多了。时隔多年，国内高楼大厦、豪华商城比比皆是，可病房的条件除了打针都用一次性输液器和针头之外，似乎和三十年之前差不了多少。白色的墙壁上斑斑点点，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紫黑的蚊子血处处可见，地板上和卫生间都给人脏兮兮的感觉，肯定是不敢光脚下床的。厕所里也没有卫生纸和洗手液。我们的病房里有个卫生间，里面挂着洗过的内衣等等，有个病人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我让老公把准备的东西都放车上了，除了刷牙和上厕所基本没用过洗手间，洗脸就用消毒湿巾解决。因为湿热、懒、不注意卫生，也可能是在检查过程中的交叉感染，过后脖子上的皮肤患上讨厌的皮肤感染，则是后话。
我在多伦多生孩子时住过两天院，去医院探望过朋友几次，在医院工作过多年，就是说曾去过好几个医院。加拿大的医院都是公立的（前一阵子有个朋友post过多伦多的一家私立医院，是在1965年安省禁止建私立医院之前建立的），不会显得豪华，但干净、舒适。我住院时，很多产妇产后就光着脚丫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我因为还有坐月子怕凉的心理，所以是不敢光脚下地的。
在加拿大，病人隐私和对隐私的保密性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检查室一般是不许外人进入的，都是一个人做完检查，离开后，再叫下面的人进来。病床之间也都会有布帘隔开。医院一般也不要求陪床（除非你个人愿意）。有人来探视大家也都在自己的隔间里，压低声音说话，所以，病房里一般都挺安静，很少看到许多人呜呜泱泱的状况。医生也不大能看到，你看到的一般是护士忙碌的身影。在加拿大，看医生一般都是需要预约的，所以，即使在门诊部门，也只看到在预约时间前来的病人。另外，加拿大全民公费医疗，所以在医院是看不到人们拥挤着挂号和缴费的情景。最常见的队伍一般就是医院Tim Horton’s（或其它的咖啡馆）或Starbuck’s前面的大长队，因为咖啡是over-worked的医生、护士和其它工作人员的最爱。Cafeteria里是最热闹的地方，尤其是午餐时分，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医生、护士匆匆用餐的身影，可以看到有人静静地享受片刻的空闲，也可以看到人们利用午餐的时间和朋友、同事交谈、大笑的场景。
在国内，在病房大家对彼此的状态一目了然，又喜欢聊天，所以病人之间可以互通信息，互相关照，是我们熟悉的氛围。在国内做检查，病人都是等在检查室的门口，有时候你还没有做完，后面的人就挤进去了。比如我做了两次MRI，每次都是大夫刚说完起来吧，后面的病人和家属就开门进来了。有一次，因为我裤子的口袋上有个金属拉链，大夫让我把裤子退到臀部以下，MRI检查结束，大夫在话筒里的“可以起来了”话音一落，后面的一个男病人和家属就来到床前，我好生尴尬，但人家一点事儿都没有，大夫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要是在加拿大，或许就是一次官司了。
在中国，现在空调已经非常普遍了，但为了节省能源，政府提倡空调的温度要在25度以上，这似乎也符合中国人的养生习惯，中国人养生注重保暖，认为出汗是排毒，而吹空调会使人生病，所以，很多人都怕吹空调。我对中医理论理解有限，所以，无法评判，而且我本人是怕冷一族，除了有时候从炎热的室外来到室内感觉不是很爽外，25度的温度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室内温度太高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人们出汗较多，室内，即使很高档的地方，比如机场、大商场、酒店，后来发现医院也是，会有一些令人不悦的气味。而在医院，我想把温度降低一点就不仅仅是气味问题。温度低一点，也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细菌滋生也会产生气味），减少感染和交叉感染的可能。在多伦多，公共场所的温度一般在21-22度左右，医院里常年都在21度。我在医院工作，常年都被冻得瑟瑟发抖，办公室里总离不开一件厚毛衣。我曾经对我的分析师（他也是医院一个部门的director）开玩笑似的抱怨过，说医院把温度設这嘛低就是为了让女性员工捂得严严的。
说到防止交叉感染的问题，我自认不是容易焦虑的人，但今夏在医院进行检查和住院的过程中，时常有这方面的担忧。说是焦虑，就是我自己的担心而已，是否这样，还得行家定夺。前面提到室温的问题，我就担心温度高会使细菌滋生快。还有就是卫生问题，卫生不好当然细菌容易滋生，这是常识。我躺在床上，看着墙上的蚊子血，和黑乎乎的墙壁，有关的念头出现过好几次，去上厕所的时候也是有些担心。有一个令人特别不舒服的细节就是，去做检查时，无论是MRI、CT、X光、ECG，床上的垫纸都是明显没有换过的， 不但压痕皱褶明显，夏天衣着单薄，还能够感到前一个病人留下的体温，有一次还伴有颇强烈的狐臭味道。这确实可增加交叉感染的机会，前面说出院后发现有皮肤感染，在自我找原因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些不知多少人躺过的垫纸。写到这儿忽然想到被推去手术室时，床上的那个棉被，有没有人盖过呢？细思极恐啊。在加拿大，至少表面上都是干干净净，让人比较放心。但我认为加拿大，美国同样，也有我不理解的习惯，个人认为也会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比如这里的护士都是穿着护士服去上班，下班再穿回家，在街上、地铁，经常可以看到她们的身影。在国内护士服是不可以穿回家的。我觉得把护士服穿出去是不卫生的，不但可能把外面的病菌带给病人，也可能把医院的病菌带到外面和家里。
说到看病，医院的医护人员当然是最重要的。我感到国内的医护人员都很高效、和蔼，医术棒棒的，态度也都很好，中日友好医院国际部的服务肯定是一流的。在朝阳医院，虽然硬件条件差一些，但医生和护士都很和蔼可亲，我们病房的人都一致这么认为。我们虽然都是微创手术，但手术医生不同，所属手术团队也不同，但手术都很成功，医患关系都很和谐。中国的护士小姐都很年轻、活泼，打针抽血的技术杠杠的，非常娴熟。在加拿大，护士承担大部分的医疗护理工作，我在加生孩子的时候，产后一次都没有见过为我接生的大夫，产后我腿痛，很希望跟大夫说一下，但就是没有见到大夫，告诉护士，也没有给予任何处理，结果出院后痛了好久，一个多月都不能走路。在加拿大，因为一般没有陪床，护士对病人的护理工作多很多（有的医院有PSWs，有的医院没有）。不象国内的护士一般只负责打针、发药。国内护士打静脉针的水平很好，这边的医院有专门的iv team，一般的护士还不大会打静脉针（这是一个当护士的来访者告诉我的），而国内的护士的技术都很棒。
很多人来到加拿大都对这里的就医速度痛恨不已，首先看什么病都需要先经过家庭医生，约个家庭医生可能都要等上几天，再通过家庭医生约个专科医生又不知道要等上多久，等约上专科医生，还不知道要在专科医生那里排多长时间的队。什么都需要预约，看病预约、检查预约，做完检查自己还拿不到检查结果，结果直接送给家庭或专科医生，想知道结果还得预约。我三周之前做完血液检查、B超等，虽然当时说两个工作日报告就送给家庭医生，但由于家庭医生修了一周的假，等他回来后才能预约时间，而预约又是一周后，如果说心里一点都不急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情况比较急，可以直接去急诊，但急诊室会优先接诊病情紧急和严重的病人，比如因为车祸被救护车送到医院的病人。一般的发烧等则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我曾多次去急诊，主要是孩子小的时候因孩子高烧或周末家庭医生休息的时候，等待从一两个小时到几个小时不等。对我来说，等待时间 ＋ 获得的服务质量，基本是可以接受的。而在国内，去医院挂号，当天就能看上医生，还可以在挂号的时候选择自己想看的医生但前提是得排队挂号交钱等。记得有一年想去协和医院看病，到了挂号处，炎热的夏日里，挤得满满的都是人，只好离开了。做完检查后，可以在那里等着拿报告。比如做完X光、MRI、CT，等一会儿，就可以在一个机器上通过扫码，打印出X光片和拿到报告。不过这些都要病人或家属亲力亲为，对于没有家属陪伴的病人就很不方便。所以在加拿大看病病人对家庭医生的依赖性很大，国内看病可能觉得比较迅速和具有掌控感。但是，国内看病看似可以选择，但根据个人的人际资源不同，可选择的范围则很不同。特权阶层自不用说，一般人，如果医院有熟人，一般也能很快看到你想看的医生，可以选择手术大夫，医疗速度和质量就比较有保证。而且，人分三六九等，有的人享受特权，有的人医疗费用可以全部报销，有的人只能部分报销，有的人则没有医疗保险。在加拿大，我也不相信绝对公平，但基本上按照waiting list的先后顺序来，重病、急病也会优先对待。我读精神分析的一个同学，因头痛去急诊看病，检查出脑瘤后，第三天就做了手术。再就是加拿大全民公费医疗，诊疗费、检查费、和住院治疗的所有费用，包括餐费，都是免费的。如果你有工作，一般还有医疗保险，门诊看病的药费也可以cover（有的保险package需要自己出一小部分，比如10%），住院可以享受单间（如果有这个coverage），看牙医、物理治疗、按摩针灸、心理医生等也可以报销。我认为更加公平一些。当然，也发生过一些令人很难过的事情，比如我曾经有个病人，因为在多伦多的某大医院签署了接受实验治疗的协议，造成不可挽回的终生痛苦。但也有一个年轻的病人，在上海某大医院签署了一个实验治疗的协议，也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这样的事情，则需要自己睁大眼睛，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在签字前仔细考虑the pros and cons。
说到签字，因为前两天国内发生一产妇跳楼的事件，一时间网络和微信上有很多有关的消息，众说纷纭。以前实习的时候，我也曾经找家属签手术同意书等，那时觉得理所当然（老师就是这么教的，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但现在看来，觉得让家属签字的规定非常匪夷所思。我在手术前，大夫也来到病房进行“签字仪式”，大夫给我老公介绍手术怎么做，有什么危险等等，然后，让他签字，而我全程是被当空气忽视的，好像那是跟我无关的事。网络上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多谢不杀之恩”呀！在加拿大（相信美国也是一样），未成年人的医疗决定要父母或监护人来做（对于事实已经独立的未成年人也可以自己做决定），而成年人的医疗决定要由自己来做。对于住院病人，如果有可能丧失做决定的能力（比如老年人，病重的人），在他们清醒的时候，会请他们自己指定信任的人在他们丧失做决定能力的时候，为他们做医疗决定。那么，指定的人则可能不是配偶、孩子、或其他家人，如果病人觉得他们不可信的话。如果病人没有指定，那么法庭则要通过评估谁最了解病人的需求，来决定谁来做决定，那么，法庭指定的人也可能不是配偶、孩子、或其他家人，也可能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比如朋友、室友，etc.。
心理思考
相对于很多人的疾痛我的伤情可能算不上大病，但对我来说可算是有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创伤。据说我小时候生过肺炎和对口疮，都危及过性命，但我没有记忆，只听母亲提前过一次；二十多年前在泰国旅游的时候掉进大海，在快速下沉的过程中，也曾以为要葬身大海，在心里默默地说过好多再见，但那时young & fearless, 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我仍然有点怕水但我就是不说）。但这次受伤，自己感受到的痛是前所未有的，虽然不会危及生命但有威胁到余生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的可能。使我更能深切地体会到身患疾病或者曾经因为某种原因影响到自身的integrity的来访者的感受，那种在意识和潜意识层面影响一个人的安全感、可爱度、自信的东西，那种难以真正平息、淡定的焦虑状态，那些东西影响到一个人的多个方面。我记录下这次受伤和治疗的过程是觉得这次事件，以及我对事件的行为和内心的反应，可以作为创伤（这里虽然主要是身体创伤但不可避免地有心理因素的加入）影响人的一个样本（sample）进行讨论一下（当然每个人的身心反应都是不同的）。
在《功夫熊猫》里，乌龟说：”There is no accident.” 我从楼梯上摔下来是个意外，也不算意外，因为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很忙。因为要休假，希望在休假开始之前安抚好每一位client，还有大女儿的毕业典礼、小女儿的期末考试、准备回去的东西、购买礼品，晚上在网上采集原计划讲课可能要用的资料，脑子里不断地转着各种事情，每天都基本只有一个meal，要忙到后半夜。那天早晨，当我右手握着手机，左肩背着书包下楼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片繁忙，注意力并没有真正在走路上。这是一个典型的因为压力（stress）导致的一次不是意外的意外，因为，如果不在这里摔倒，就会在别的地方跌倒。
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的变化进行了第一手的观察。身体的变化包括痛、不适、因为不适带来的其它不便，因为不能活动使得身体虚弱。我原本虽然做不到每天运动，但有空都会带上我的小狗出去走一走，我们neighborhood的人看到的那个经常穿着上班的衣服跟着一条狗傻跑的那个人就是我了。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健步有力，在大街上走路一般都是我超过别人。但手术后卧床一段时间，然后再开始走路时，双腿明显感到没有力气，慢慢走一圈就觉得有点气喘了。
压力过大会影响到人的情绪、认知，继而影响人的身体，睡不好觉，次日会觉得浑浑噩噩、头脑不清、记忆力下降，注意力难以集中。吃不好饭（胃口不好或没有时间吃饭）会导致胃部不适甚或消化道疾病；消化道疾病又导致营养吸收不良，影响到电解质平衡、营养不平衡，继而生病。生病又不可避免地影响人体的功能，身体的病痛＋生活的不便＋无法完成的工作和日常活动＋独立能力下降，又可能引起情绪波动，影响自信心，负面思想增加，抱怨、怨恨、怀疑、愤怒（对自己及他人）、委屈等情绪又可能影响到人际关系......周而复始，这就是祸不单行的原因了。所以，"there is no accident。”
这些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刚受伤时，最强烈的是挫折感，计划好的事情不能做了，想到因此造成的经济、职业、和人际关系的损失自然非常懊恼。我平时也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平衡能力常被某人取笑。所以，跌下来后，我一样害怕受到指责，第一反应就是要minimize事情的严重程度，即使痛也忍住不说，甚至自我否认它，坚持做自我感觉还能够做的事情，减少给他人造成的麻烦。我也知道自己在外面和家里都扮演支持者的角色，我倒下去会影响到其他人，不想扫别人的兴，要干什么都尽量配合。压抑的负面情绪转化为身体的症状—胃痛， 起初，还可以忍受，除了睡眠受到一定影响（每天早晨痛醒），但我是一个deep sleeper，睡眠质量好，早醒一会儿对自己影响不大，而且吃点东西就好些了。各种痛--因为脊椎骨折引起的痛、软组织损伤的痛、胃痛--叠加在一起，有时分不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了，白天还好，能够保持乐观的心情，但半夜或者早晨醒来的时候，悲观的念头就出现了，对于未来的各种负面的想象就会冒出来。担忧未来的健康，担忧年迈的父母，害怕失去独立的能力，担心不能看到孩子长大，担忧看不到grandchildren长大，想到自己热爱的人和好多好多热爱的东西，都会使我很难过，难过得想哭。但一旦从床上爬起来，看到自己所爱的人，就怕他们担心，就把这些都伪装起来，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担心而已，担心除了对自己和周围的人造成困扰之外，对现在和未来没有任何帮助，说出来和表现出来都只能让自己沮丧和心烦，所以尽量表现出乐观和信心满满的样子。但事实证明太无私也不好，但在国内属于情况特殊，又觉得自己把大家的假期都搅了，心有愧疚。这就是时势即客观条件对人的影响，如果在家里就可以任性一些了。就这样一天天下来，我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抑郁的边缘。这种状态在确诊脊椎骨折之后变得愈加严重，需要更加用力地进行掩饰。做完手术后，由于手术创伤，一时间疼痛更加严重，虽然医生已经确认手术很成功，但对手术失败的担忧一直是存在的，结果胃痛加剧，而且我的胃痛往背部放射，一时间分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疼痛加剧，一种非理性的担忧就这样一直存在着，直到后来CT和X光进一步证实手术的成功，顺利出院才好一些。
可是，当事实证明担忧的多余之后，是否能回归原状了呢？事实是不可以的。由于身体和心理的损伤已经形成，恢复也是需要时间的，比如，胃的器质性病变就需要时间进行恢复，而有些负面思维一旦通过人的脑海，就雁过留声一般在心里留下了印记，所以，因为身体上和心理上残留的印记，创伤对人的影响是深远的，所以，才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急性的，和慢性的。
而且，人的内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有很多相互矛盾的东西存在于人的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里面。我前面说的乐观也是真心的，我打心眼里觉得自己算是幸运的，it could be worse! 但担忧和一些负面情绪也是存在的。乐观是理性的评判，理性层面的判断是幸运。负面思想和情绪源于身体经受的痛苦和潜／无意识里的恐惧和无助感，并和过去的经历有关。我还发现其实最容易使我upset的还不是病痛和对将来的担忧，而是当被怠慢和遭遇冷漠的时候，当别人的行为没有达到自己对亲情的期待的时候，是那些时候让心里拔凉拔凉的失望。这当然又和过去的经历有关。说到底还是一个“爱“字，是否感觉被爱的问题，以及自己的爱是否感觉得到回报的问题。
工作中，我会对来访者说焦虑，甚至愤怒等，都是人的正常情绪，都是有用的情绪，是在给”我们发出警告信号，情绪不是问题，怎样对待情绪才是问题。我觉得自己总体来讲是个不容易焦虑的人，如果我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一定忍受不了不去医院检查的焦虑，也就不会耽误一个月的时间。所以，适当的焦虑是有适应和生存意义的，有时候有一定的焦虑反而是好事，只要不过度就好。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不去医院检查实际上还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回避，是在回避可能会有的经济、时间等的损失，也不想错过休假的机会，所以对存在的问题选择“视而不见”（dissociation）和否认（我没有事，软组织损伤而已，过几天就好等等）。
Frued在《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里，谈到人的潜意识有时使人们”故意“弄伤自己。记得他提到一个女士摔断了腿但她一点都不难过。我受伤是不是我的”故意“所为呢？（想到这里我偷偷地笑了，maybe呀哈哈哈。）受伤后我有了正当的理由不去上班，不用做事，被人照顾，不用讲课，甚至不用回国了，这真是一举数得呀！所以，我受伤后心情非常好，自觉很幸运（一种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只不过我的理性比较强大，说服了自己和他人，仍然做了“该做的”事情，因为我的内心冲突使我并无法心安理得地“享受”因受伤带来的“福利”。
前面说了，突发事件对身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那么，怎么应对突发事件呢？当遇到诸如受伤、灾难等突发事件后，焦虑、担忧、和负面思维是自然发生的事情，前面说了这有其适应和生存意义，使我们认真对待已经发生的事情，避免进一步的伤害发生。但是，我认为在这些负面情绪和思维出现的过程中，应该保持一定的客观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这样的能力能够使得我们看到一线希望的曙光，保持信心，就好比我在各种担忧和非理性恐惧之中保留的那一束“理性的光芒”，也可以叫做现实检验能力，使我们能够在挫败和希望之间徘徊，就好比一股在下降的过程中将自己提升的力量，使自己不至于坠落到绝望和抑郁的深渊。
我体会，在突发事件和灾难面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外界的理解、精神的支持、实际的帮助。外界包括爱人、家人、朋友、和社会。这样的支持就好比骨折时起支撑作用的夹板和石膏，就好比我脊椎里面的水泥，支撑着已经破碎的脆弱的存在，在这些支持中慢慢恢复，这些是非常关键的元素。社会支持少或不力是造成抑郁症的因素之一。我们都是脆弱的，精神上和肉体上。在破坏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受伤，而受伤的我们则愈加脆弱和更容易受伤。我们在脆弱／受伤的时候都更加渴望关怀和爱，关怀和爱具有神奇的修复能力，而这时候亲人的冷漠则像刺入内心的利剑，特别容易造成伤害，彻骨之寒。常言道患难见真情，这就是雪中送炭和雪上加霜的区别吧？是人们共情能力的差异吗？
亲情无价，友谊万岁，心有灵犀一点通
上面我可能有些抱怨，觉得在国内多有不如意之处。我觉得不如意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主观的原因是因为多年在国外，更习惯国外的那一套了，回国后反而有了文化上的不适应。但有一点是在国外的时候非常想念的，那就是国内的亲情和人情味。先生和女儿在这期间给我的照顾和安慰自不用说，没有他们我一定会suffer更多更多。术后第二天，母亲和婆母就一起过来看我，母亲的眼睛红红的，婆母也流下心疼的泪水，两位80岁的老人坐在床前，话不多，但真情令人动容，当然也让我心里非常内疚。中国人讲究孝道，在中国文化里成长出来的我，内心深处对不能常在老人身边陪伴他们是非常内疚的，尽管通常不会表达出来，有时甚至以defensive的方式表现出来。一个表弟三番五次地过来看望，术后第二天带着弟媳和孩子过来，带来鲜花和营养品，临走时还留下一笔人民币供我在国内使用。因为医院条件有限，拒绝了一些人的探望，但朋友送来的鲜花很快就没有地方放了，大家在百忙之中的关怀令我十分感动。出院后，先生家的一家十几口人都过来了，包括公公和婆婆。母亲更是每天给我送饭，陪我说话，父母还为我庆祝生日。这次生病，给了我又一次享受父母无微不至关爱的机会，也是一次幸运的经历。感动之余，愧疚相随。
我觉得中国的人情味确实比国外要浓一些，亲人也多一些。国人有逢年过节送礼的习俗，礼品的多少代表受礼者的重要程度，有人也许觉得这太现实，年轻的时候对此多少有些不屑一顾，但随着阅历的增加，觉得这是我们不善甜言蜜语的同胞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人情在相互的寒暄交往中增长，情感的联结在迎来送往中延续，从李家到张家，从一代延续到下一代，一些误解、摩擦也在推杯送盏中烟消云散。
不可否认，在国外，因为我们在移民的过程中拔根而起，血缘关系相对较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相对自由的，但也是相对松散的，所以，寂寞、孤单、孤独、无助等情绪更容易滋生。我在工作中，routinely会对前来的客人进行一些免费的心理测试，孤独感是其中之一，发现孤独感是比抑郁、焦虑更常见的一种情绪，从初出茅庐的小留学生，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可以在任何原因前来治疗／咨询的人身上看到它的影子。
在加拿大，亲人远在千万里之外，我们更多地靠友情温暖彼此。写到这里的时候，从密西沙加前来看完我的朋友刚传来已经到家的消息，而从Ottawa远道赶来的老同学，也刚回到客房安歇，我相信这种相互滋养的友情一定会持续下去。想到这些朋友，心里就非常温暖，好感恩有他们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关怀以各种方式呈现，我的来访者，也已各自的方式含蓄地表达他们的关心，他们对我又回到工作室表现出的真切的欣喜，让我感动不已。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有孤单无助的时候，但有他们我就不孤独，我就感到存在的意义。
（上面这段是前面的，和上面的内容有关，塞到这里）
还有就是专业的帮助，有个来访者的口头禅是“有病得治”，每天的分析时间被ta叫做“有病得治时间”。“需要时能够寻求别人帮助是一种能力，寻找专业帮助是利用社会资源的能力。”—这句话我在不同的地方说过很多次。我一开始就犯了不愿寻求帮助的错误（尽管前面说了各种“理由”）。身体有病看医生，心理有病看心理医生，电脑中毒找电脑医生，地板坏了找地板医生（话说我家正在修地板，哈哈）。有病得治。
回到题目，即使我瘫痪了，可能也做不到像张海迪那样身残志坚。
（9／20／2017）